核心提示:对“当下性”的关注,让吕山川开辟了一条“画报纸”的道路,并有了“媒体艺术家”的称号。
吕山川是一个典型的闽南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据说,那是唐朝人的原音。在开往北峰工作室的路上,他驾驶着车子一路背对记者。然而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讲述中感受到一种英雄主义情结。无论是当年看了《少林寺》想去嵩山习武,还是这两年他开始迷上散打常常和教练切磋。总之,在记者眼中,他不仅仅是一位当代知名的艺术家,更是一位性情中人。
短暂的寻常路
“这辈子注定是走不了习武之路的,因为家父是画国画的。” 吕山川曾有过无数个通宵画画的夜晚,这不仅仅是喜欢那么简单,或者用“热爱”一词也概括不够准确。总之,在最开始的那几年,他走了很多热爱艺术人走的路。大学学了美术专业,毕业后留福建师大任教,之后,央美进修。
北京走了一圈,吕山川对艺术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认识,之后思维也更加活跃。像是1997年的“漂移”展,1998年的“亚太地区交流展”,1999年的“中日当代艺术展”,2001年的“同异性描述”等等展览,让吕山川不仅仅是参与者,还成为了福建当代艺术或者是中国当代艺术一个特定时代的见证者。
然而,“学艺术,艺术创作,就是烧钱。”,吕山川思想丰满了,而口袋却越来越“骨感”。于是1998年进修回到福州后,吕山川开办了新空间美术培训学校。如果你问在中央美术院、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美术高校的福建籍学生,新空间的名字对他们并不陌生。因为新空间已经成为福建美术培训界的一个标杆。这些都是吕山川当年不曾设想的。
当然,人生中还有很多也是不曾设想的,就如他2009年的辞职,北上。
“我一直认为福建艺术家有一种‘孤军奋战’的精神。”在吕山川看来,在福建做当代艺术,会有些孤单,这也许也是众多位闽籍当代艺术家出走的原因,这其中包括国内知名艺术家蔡国强、陈文令、邱志杰等等。自2007年便开始时不时地去北京寻找“同类”的吕山川,到了2009年终于选择了离开,从高校的副教授成为了一名纯粹的艺术创作者,一个只为自己而歌唱的创作者。
深受欧洲艺术影响
“我喜欢一位策展人对我作品的评价——严肃。” 作为有知识分子情结的艺术家,吕山川在他的绘画中给了自己与公众一个属于视觉领域的真实“现场”,是一种在情绪上参与的现场,这种“现场”带有一种悲壮的隐喻色彩,这效果直接冲击了沉静许久的当代中国架上视觉领域。这种冲击是严肃的,嘻哈、怪诞这些充斥在当代艺术中见怪不怪的词与吕山川的作品完全沾不上边。
在交流中我们得知,吕山川的这种绘画风格源自西方绘画深厚的具象传统,这个传统曾经是人们解读世界与历史的视觉途径,并构成了人们对具体情节和事物的表述与记忆。但是,吕山川把传统的现实主义发展成一种以自我的经历和体验为中心的新现实主义,借助他自己熟悉的事件与人物诉说着他对人生的感受与体味。吕山川的作品体现出一种抽象、离奇但又似乎带有些许亢奋和骚动的状态。记者认为是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表现,且很贴切地表现了艺术家丰富而多元的创作。
这也许与吕山川多次前往欧洲进行文化交流有关。多年来,他逛遍了各大美术馆,博物馆,当代艺术机构;同时也参观交流了一些重要艺术家的工作空间,比如,巴塞利滋,伊门多夫等等,还有像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巴塞尔博览会等等艺术盛事,与他们进行了一些交流,这些对当代中国绘画界影响如此大的当代大师,给吕山川印象最丰富的是他们的“绘画性”与“当下性”,这些也是他日后回国创作中的一根主线——所有的艺术表现都为了他最关心的那种“当下性”。
“媒体艺术家”
这种对“当下性”的关注,让吕山川开辟了一条“画报纸”的道路,并有了“媒体艺术家”的称号。
从2007年,吕山川开始进行以新闻为素材,以报纸为对象的绘画。这种改变了绘画手段和方式的创作,在整个当代绘画都在寻求新出路的时候,无疑既富有争议,又充满了各种可能。
“如果没有媒体,所有的事情都对我来说都是不可知的,我们平日所知的事情只能是通过报纸、电视、这些最直接的媒体,但是媒体报道的又都不是我们亲历,只能相信并带着怀疑的态度去解读新闻。” 吕山川选择的新闻内容,都是引起普遍关切的重大新闻。如“劳务工人在海外遇害”,“‘中国制造’问题”,“华航空难问题”,“伊拉克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台海问题”,“恐怖组织问题”,“美国问题”,“朝鲜半岛问题”,“民工问题”,“股市问题”,“中国教育问题”等等。这些当下最值得探讨的话题都出现在他的绘画场景中,让观众无形中参与到他所给出的“现场”里。吕山川总是在事件新闻的当天把他的画面完成,并且很固执地坚持在他的这些绘画作品里签上事件新闻的当天日期。
“很多艺术家时常希望自己的画面看起来不像一张画,但我恰恰相反,我很希望让本来不应该是一张画的图,变成一张画。” 吕山川在选择图像时,除了看事件本身的意义,还要从画面出发。因为他毕竟要把它画成一张画,要从不同的报纸里选择最合适的图片。而为了尊重新闻事件本身,画家对图像的取舍过程显得颇具深意,而除却艺术家本能的对审美趣味的选择之外,新闻媒材的视觉图像只是经过了他的心和眼的筛选、过滤,却没有丝毫对画面本身进行人为的改动。这无疑增加了创作的难度,因为作者需要通过画面来反映出个人的思考,进而唤起观者的共鸣。
“我的作品不是唯美的,甚至会来带一种悲伤。即使多年前在我古典风格的作品中,一些欢快的场景很多人也看出了淡淡的哀愁。因为这个社会总是充满了矛盾。”在吕山川与记者对话过程中,房间播放着王菲的歌。歌曲与山川的个性颇为相像,安静而真实、哀愁却又夹杂激情,就如王菲本人及歌曲一样,山川其人与作品也都无法复制。
消失的绘画
谈到无法复制,这让记者想到在国内乃至亚洲最富盛名的上海国际双年展2010年的主题——生活即排演,以及吕山川入选的作品《消失的绘画》。生活在每天进行着,无法复制,无法排演,稍纵即逝。作品也是同样,甚至一些绘画也会消失。
“新闻只在瞬间发生意义。覆盖的手法使绘画本身消失了,新闻也变成了旧闻。” 画油画的人在练习过程中经常在旧画布上覆盖,再创作新的作品。但吕山川这次是把无意识的覆盖转换成有意识的覆盖。在叠加的过程中,前后每一张都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和延续,最后一张联接到第一张的存在。每张画都不再是为了结果而存在。吕山川在一年的时间里,在一块画布上重复实验,一个月画一张,在2011年上海国际双年展展览的过程中,他把最后两幅画完。
“福建籍艺术家进入上海国际双年展是不多见的,寥寥几人,而你创作的作品在得到众多人赞誉后,却在展览中消失了,这是否对你多少有点遗憾?”当记者抛出这个问题时,吕山川很腼腆地笑着说,肯定会有些不舍,但这是和自己的一种较劲,考验内心是否强大。同时,之前作品的肌理可以做下一幅的铺垫,这种创作本身也是一种实践的过程。
广场中的吕山川
此外,吕山川还开始了对广场的“实践”。从最近一两年他描绘香港、埃及、柏林、北京以及上海等多幅广场作品中,我们发现了“广场中的山川”。
“我们可以看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广场,都承载了很多特殊事件的记忆。广场是一个国家、地区公共的民主空间,从雅典开始,就是民主共和的象征,有了广场之后,才有市民参与公共政治。不管惩罚性的斩首事件,还是凯旋和庆典的仪式,都会发生在广场。当时的广场也是散发新闻的场所,如同是现在的媒体平台。示众,集中人群,也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广场是一个国家权利形式的仪式化表现,是一个当代的神殿,让人景仰,又是最脆弱的,戒备森严的地方,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象征性的触动着国家的威严。” 面对吕山川创作的这些广场,视觉的震撼只是一个表层的感受。那些广场上的欢笑与呼喊,承载着人们的表情,也体现了艺术家的风格。在作品中,记者看到了英雄主义情结,广场中的每个人似乎都是战士,为了自由民主而呐喊。而创作者也伴随着广场的历史,成为一个时代的艺术记录者、艺术代表。